「股指期货是什么」任泽平:为金融危机做好准备!开始新的基础设施。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衰退影响深远

股票资讯  2021-04-11 23:48:30

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经济增长预计将大幅放缓,引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美联储半个月降息两次的情况很少见。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发挥的声音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如何稳步增长成为市场关注的问题。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美国股市四次触发熔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回落至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的所有涨幅,欧美股市进入技术性熊市,a股市场面临维护金融稳定的艰巨任务。

针对近期热点问题,券商中国采访了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任泽平最近倡导“新基础设施”,并提醒说“我们正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这引起了业内的广泛讨论和资本市场的巨大反应。他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持续时间和传播范围。虽然中国在抗击疫情的战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但要防范二次进口的风险,为全球金融危机做好准备。

任泽平指出,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放宽,疫情和外部影响的影响可以通过新的基础设施扩大内需来应对,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范围。最近的市场动荡是外部市场的担忧,股市是经济信心和预期的晴雨表。中国经济具有弹性,其潜力尚未完全释放。

金融危机来了吗

券商中国记者: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预计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股市大幅波动。过去三周,美国股市暴跌,累计跌幅超过30%。许多国家的股市经常触发导火索。全球金融危机来了吗?

任泽平:美国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甚至黄金的抛售加剧,表明流动性危机的前兆——金融危机已经出现。为金融危机做准备,全球大流行只是导火索,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的脆弱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12年过去了。美国和欧洲主要依靠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债务杠杆上升、居民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眼泪、政治观点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两次降息,以及正在酝酿中的万亿刺激计划,都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处于流动性危机之中。美联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美国股市近11年来最长的牛市。但实际上,看似繁荣的股市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金融游戏堆积了美国股市泡沫和企业债务。货币超支、投资者同质化交易行为、上市公司发行债券回购是美股长期牛市的重要原因。现在音乐停了,游戏也结束了。当市场下跌时,泡沫被刺破,风险巨大。

第一,市场交易同质化加剧。长期低利率压低了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资产回报率,促使他们将资金投资于股市。量化交易、指数基金等被动投资逐渐盛行,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同质性。苹果、微软、亚马逊等领先蓝筹科技股市值持续上涨,对指数产生重大影响。在牛市中,同质交易行为迅速推高股价,在熊市中,会导致大规模抛售,市场流动性枯竭,陷入下行螺旋。

第二,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来回购股票和支付股息,以增加杠杆,从而推高股价和估值。股票回购和分红是美股持续看涨的重要原因。除了有大量现金的公司外,有些公司以市值管理或投机套利为目的,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回购股票,以增加每股收益,推高股价。但一旦股价下跌,发债企业将面临巨额亏损和流动性短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债务违约风险上升,进一步压低股价。

第三,企业现在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发行高收益债券。此外,疫情因素影响企业收入停止,企业现金流面临断裂风险,这是由之前的一系列宽松政策造成的。美国目前的洪灾无异于美国饮鸩止渴,是弄巧成拙的举措,也将全球经济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漩涡。

如果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继续动荡,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危机,进而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枯竭。明斯基随时都会来,并最终波及实体经济,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债务通缩周期。

经纪中国记者:你刚才提到“我们正处于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边缘”。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如何防止中国经济被拖入经济危机的漩涡?

任泽平:过去几年,中央政府在供给方面推进了结构性改革,金融杠杆被移除,炸弹被准确拆除,为风险防范提前埋下了制度和改革的藩篱,确保了我国的金融安全。过去,金融去杠杆化备受争议和反对,但当金融危机真正到来时,它凸显了去杠杆化和稳定杠杆化的重要性,凸显了中央金融团队的专业素质和在沉重压力下推进改革的意愿。靠看客判断容易,拿真刀真枪入门难,硬打和嘴硬不一样。可以看出,最近在疫情和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我国股市、债市运行相对稳定,疫情防控和复工率先在国际上展开,为经济尽快恢复正常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很难免受全球疫情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疫情和金融危机会通过产业链、贸易、外需、金融市场、大宗商品等渠道传递到中国。因为传递是延时的,目前国内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还不充分,距离宣布胜利的时间还很远。全球疫情后的金融危机和各国的经济衰退可能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爆发。但由于时间滞后,中国的出口订单和外需直到2008年才大幅萎缩,金融市场一落千丈。因此,我们强调需要“为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是危险,准备是机会。

疫情严重的海外国家有日本、韩国、欧盟(意大利)、美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日韩疫情对我国中间件和零部件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生产材料和设备上;欧美疫情不仅对我国中间件和零部件影响很大,对最终消费、外需和投资也有更重要的影响。所以目前四大疫区对中国的生产要素、资本供给、最终消费都有影响。

中国外需将大幅萎缩,对部分出口企业影响很大。国外订单大幅减少,要求我们在防控疫情、全面恢复生产的基础上,扩大内需,降低失业率,帮助疫情中的企业渡过难关。

其实留给美国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正确的应对方式是尽快控制疫情,以短期成本换取长期胜利,然后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稳定增长。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券商中国记者:如何看待中国人民银行近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任泽平: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不存在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最近,央行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减RRR和增加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来释放流动性,并通过稳定预期拯救了中小企业,保持了战略决心,体现了大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专业精神。

相反,美联储的洪水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暂时的经济困境,但从长期来看,许多隐患被埋下。货币过度导致债务过度,股市泡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会削弱制造业的基础,使过度的消费模式越走越远。在当前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抓住的是在危险和恐慌中寻找机会,借此机会扩大改革开放,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治理。一旦这些措施到位,民族运动就会到来。

券商中国记者:全面应对疫情和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任泽平: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和社会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是过去长期的货币超调和低利率。所以这一次要避免喝酒解渴,以货币政策为辅,以财政政策为主。2020年,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平衡。转向功能性金融,加大赤字比例和专项债务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新建基础设施,放水养鱼,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问题

第一,如果适度扩大赤字,特别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以超过3%,为减税、减费、增加支出、稳定基础设施腾出空间。目前,人口流入地区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适度超前,不仅可以稳定增长,而且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二,将专项债务金额从2019年的2.15万亿元增加到3.5万亿元。重点发展基础设施,特别是新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外部效应和带动效应。

第三,优化减税和减费方式,从目前以增值税为主的减税模式中降低社会保障率和企业所得税率,从而增强企业的收益感,真正惠及企业和普通百姓。

第四,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避免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下行的背景下出现“乱收费”等恶化经营环境的行为。

第五,削减民生和社会保障以外的支出,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第六,改革财政体制,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稳定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各占一半的分配,实行地方政府逐步降低消费税。

同时,根据两次会议的报告,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放宽,“新基础设施”可以适时启动。

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将以小幅度、高频率、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明确利率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比重。CPI上涨对低收入人群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通胀预期管理、财政定向补贴、增加生猪供应等方式解决。

此外,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和医疗教育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猫白猫的务实标准实行竞争中立和所有权中立,消除所有权歧视;建立以居住为导向的新型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把人与土地和金融稳定联系起来;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发展PE和VC;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融资问题;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券商中国记者:受外部因素和疫情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波动加大。如何看待a股走势?

任泽平:资本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最近a股暴跌吸收了国内疫情的影响。近期的市场震荡是外部市场的担忧,但与欧美股市相比,a股跌幅较小,这是对中国抗疫初步成果的肯定。

股市是经济信心和预期的晴雨表。中国经济具有弹性,其潜力尚未完全释放。随着企业陆续复工,以及多项措施的顺利实施,中国经济将回归正常发展通道。但要高度重视疫情二次感染风险,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

为什么要启动新的基础设施

券商中国记者:你提出扩大内需,启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在哪里?

任泽平:为了实现全年小康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将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发力。目前外需有限。能做的就是扩大内需,避免经济危机和失业率上升。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大于对生产的影响。旅游、住宿和酒店等消费项目的复苏往往比生产慢四分之一。企业可以很快开工,但开工后消费跟不上,外部需求不强,容易导致库存积压,业务压力大。目前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新基础设施,包括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提升民生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

与旧基础设施不同,新基础设施有新的未来和新的发展理念,有五个“新”:

第一,新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完善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UHV、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基础设施。通过改革创新稳定增长,发展创新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新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服务于人口和产业。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约为80%。中国仍有很大的空间,但城市化人口将更多地集中在城市群。我们预测,到2030年,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1%时,新增的2亿城市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集中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适度超前的上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对于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宽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负责制,以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但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造成明显浪费。

第三,新课题。有必要进一步放开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特别是对具有一定效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应平等对待私人资本。事实上,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已经在新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

第四,新途径。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要规范和促进公私伙伴关系,避免显性股份和实际债务,引入民间资本以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新的基础设施需要新的配套制度改革。新的基础设施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金融、金融、产业等不同于旧基础设施的支撑体系。财政政策方面,扣除研发支出,高新技术企业税率低;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支持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首次公开发行(IPO)、债券发行;工业政策被纳入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新内涵。除了硬“新基础设施”,还应该包括软“新基础设施”。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疫情频发,遇到了2015年股市崩盘、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理论偏离、2020年生猪价格飙升、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在看到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取得积极成果、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改善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如一刀切的政策、部分地区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等。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了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

应加强软“新基础设施”:弥补医疗的不足,改革医疗体制,加强急诊医疗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经营环境,大幅降低税费,特别是社会保障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实行竞争中立,建立以居住为导向的新型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

事情发展得越晚,市场就越能意识到新基础设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性。近年来,我们系统跟踪研究了全球重大危机的根源、传播路径和影响机制。历史不会重演,但是用相似的押韵,背后深层次的逻辑机制是一样的

新的基础设施会再次变成4万亿吗

券商中国记者:关于新的基础设施,市场上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过度刺激新的基础设施将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任泽平:许多专家学者对新基础设施有很大争议,这种讨论是客观合理的。但过去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新基础设施投赞成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次呼吁努力建设新基础设施,在争议中形成共识。

很多人担心新基础设施会变成4万亿,我也多次强调,新基础设施要防止“新瓶老酒”、“重走老路”、“启动4万亿以上”,以免沦为再次饮鸩止渴。

回顾4万亿的推出,扩大内需是对的,但问题是太快太重,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很多负担和成本,也推高了资产价格泡沫,造成产能过剩。试想如果当年有节奏有计划的推出4万亿,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可以参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期间实施的持续、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以发行长期建设债券为主。平均每年发行1000亿元政府债券,7年发行约9000亿元。没有短期大规模强刺激,既能稳定增长和就业,又能避免对市场预期和微观主体的过度干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要科学规划,把握改革的步伐和力度。短期内无法大规模刺激,但目前的经济形势无法刺激。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只算短期账,比如修高速公路。如果看账面收益,肯定是亏的。但它提高了运输效率,帮助当地人出行,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这种外部收益不能算作账面收益。我们在新基础设施上的努力可以推进5G和人工智能的布局,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国是互联网、高铁等诸多领域基础设施先进布局的受益者,实现了赶超世界。特别是目前大宗商品暴跌,原油价格下跌。此时,我们正在开发成本低、效果好的新基础设施。为什么不可以?

券商中国记者:减税减费、疫情等因素导致企业盈利能力恶化、国家税收减少、财政收入整体大幅下降,但刚性支出不断增加,如防控疫情、建设新基础设施等。钱从哪里来?

任泽平:的确,每个人都担心现在财政压力很大,地方财政,尤其是去年,出现负增长,入不敷出。没钱怎么投资基建?我有个建议:突破赤字比例,财政赤字达到3.5%还是4%都无所谓。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数字的概念,而是一个概念,无论是保护金融还是增长。

政府应该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人,而不是金融之家。如果经济处于不好的状态,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财政平衡,一定会征收过多的税收,甚至各种非税收入。但必须明确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是建立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其目的是为了平抑经济波动,服务企业和居民。只要中国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就不需要金融。财务不是出纳,不是会计,是公共政策,算大账也不是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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